围棋与中国文化

　  围棋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现象。棋界才女杨晖认为：围棋是只有棋理，没有风格的。

　  围棋的棋盘格子死板，毫无变化。棋子除黑白为对以分二方外，所有棋子没有区别，无谁大谁小，无分工，不知性能。可一落到棋盘上，突然活起来，都在谋在杀，一着能使通盘皆活，或满盘皆输，变幻莫测，不可端倪。这正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有一位我所佩服的先生着文说：「象棋的最大优点，也是较围棋的最大进步是：每一个棋子有每一个棋子的性能。」这真使我大失所望。他不知道围棋的无可无不可正在个中，且又不知道中国人对于他手下的东西最讨厌有固定的性能。再看下去：「象棋棋子越下越少，而围棋棋子越下越多，少则容易控制，多则眼花缭乱，满盘密密麻麻，真能看出青光眼。」倒还有些意思的是称这是「象棋和围棋的最大差别」，则又大谬不然矣。

　　围棋和象棋比，棋子无固定性能，这就比象棋对人的主观依赖性为大。中国象棋每个子，与生俱来有一身本领，人服从于这一性能。象棋的每一个棋子的作用是固定的，而且看起来有天赋的优越条件，例如车可以横冲直撞，马可以斜过去吃子，当然这是他们的好处，但是也是一种限制，总是一种天赋吧！车好像出身高贵，似乎是纨绔子弟，旧时代的王公贵族。兵很可怜，只能往前，只能走一步，过了河才能横行，横行也只能走一步。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护将，将死了就是棋局终了，即使别的子很多也是输了。象棋布局也是先布好，像罗马方阵图一样，摆出阵地决一死战的架势。围棋就不同，每一个子都靠人的主观，它本身没有天赋，全仗人，下棋人，临时决定，临阵决机。这样围棋形而上的成分高，象棋形而上的成分少……象棋的布局先固定死，再分头冲杀，而围棋的宏观布局先存于心，且边走边布，重在占位。我以为围棋是典型的真正的中国式。

　　中国象棋落子非常明确，为的是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围棋落第一手时，战场上空无一物，第一手下去，根据你的第二手才有第三手。棋手在布局上很下功夫，绝对不是为了杀伤对方有生力量。正如老子所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说的，是很有辩证法的，要能收缩，一定要先扩张；要想放弃，一定要先张扬；要想夺取，必定先要给予。这样的辩证的思考，是在围棋手的心中一直在进行中的。根据实际的情况临阵决机。围棋的棋子没有大小，但一旦落到棋盘上，变化就开始了，都在谋在杀，而且是阴谋阳谋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弃子战术，吃亏一点，是为了叫你上大当。围棋可以说是明明白白，却又是居心叵测。 围棋和中国人的通脱老辣相象。中国人中间的一些人非常潇洒，但他又是老奸巨滑的。二三十年代人论中国民族性中就提到这样的特点。好多作家说过，我记得林语堂就说过这个意思。好像并没有表现出凶巴巴的样子，就像老子说过的「和光同尘」，不那么直露，光芒不那么耀眼。往往表现出一种超脱，但这又不是真正的超脱，表面上装出一种消极的超脱这里面埋伏着老滑。

　　所以我从这些地方，认为它和中国的哲学扣得特别紧，正是在这种地方使围棋成为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代表，有最典型的中国哲学气息。

　　围棋又可以和中国人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相映照。中国人往往说「引而不发」。中国人不是讲中庸吗？「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我们就举个普通的例子，就如弓箭，假如有十个人包围我，我手里只有一根箭，我采取的办法只能是引而不发。当我拉开了弓威胁着每一个人，「谁过来？」这十个人唯也不敢过来。假如我将箭一下子射出去呢？射死了一个人，但是，余下的九个人全部过来了，我就完了。

　　《易经》讲时，讲位。每卦有六个位：初、二、三、四、五、上。某一特定的时，某一特定的位，再加上一个度。围棋上的位也跟走  的时间、局面的程度有关。我的棋子啪地下去，一下子对方可以傻眼。两个高手的棋还一点点往下走，进行肉搏，收官子之类；低手的棋，布局时位就被高手悉数占到，不战而败。棋子根本用不着走下去了。 《易经》的位经常在调整，比如同一个第二爻，刚说他是好的，到第三爻又说第二爻是坏的。怎么会这样？实际生活中也不稀奇。我想围棋是和《周易》相通的。一个子落到棋盘上，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正如做任何一件事都有利弊，利多还是害多？如是利多，就可以上了。两个高手下棋，很难有万全之策。

　　这个子落到棋盘上，还可能有许多的功能，别的子还能受到它的影响。有时它的「位」原来是好的，走到一定的时候，它又不好了，它又碍手碍脚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这与《周易》也有一点相像。我在研究《周易》的时候发现，有时很好的爻位，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碍事，可能会阻挡你前进的道路。或者开始不错，但走下去会给对方做了件事情，对方可以马上利用你这东西，这是他开始时没有想到的。但是以后又可能起作用。像《周易》中说的「鹤鸣在阴，其子和之」，又呼应起来了。围棋中的包围，反包围，大包围，这样的千变万化，也与《周易》相通。 围棋和《周易》最终什么东西都归结到一个「数」。中国人对这个数，讲天数、气数，如果撇开它的迷信思想，实际上什么都是由数决定的。《周易》虽然是「象」，实际上「易者数也」。为什么？「象」实生于数。离开了数就没有「象」。可以举个例子。「某人，某地，淋雨两小时，第二天起，感冒发烧，三天后痊愈。」这是一个「象」，但这里，还不是有许多数目字？离开数无所谓「象」。围棋也是一个「象」，但是核心是数，都是数目字。 围棋每个子都没有成见，没有给某一个棋子如象棋一样先定什么调子，不赋予你任何特权，平等竞争。棋盘死得不能再死，里面是很平等的。下棋人和对手也是非常平等。而且一开始不如象棋一样占好位。我非常讨厌象棋（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谈），把位置预先弄好，令我很不喜欢。我非常赞赏围棋一律平等，看自己的作用，这正是希望所在。
 

棋之鼻祖——围棋与象棋

棋类活动是我国古代人民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由于它具有竞赛的特点，国际上也把它列入了体育竞赛之中。

春秋时期，具有益智特点的盘上棋类游戏已经相当普及。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棋类也脱不尽演化自古代战争的痕迹，即使撇开仍然保留着将、士、象、车、马、炮、卒等具有军事术语的象棋不谈，就是以抽象形式出现的“黑白”、“方圆”等围棋类的别称，也正如东汉马融所说的：“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阵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怯者无功兮，贪者先亡。”这类古往今来征引不尽的“以弈喻棋”的说法，令人想到尽管疆场上的斗勇已转化为棋盘上的斗智，但是它们仍是中国本土固有的棋类游戏当中最有竞技性的一类益智活动。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棋类游戏，在发展中也具有了一种陶冶身心的活动形式，如围棋在中国后来就具有“烂坷”、“坐隐”之称，而其本意恰恰是让弈者忘却时光的流失，作为排遣消闲、娱乐养性的一种工具。

　　根据文献记载，围棋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流传开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经记载，魏国的大夫大叔文子曾经用“举棋不定”这个术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说明围棋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考古资料中有一方东汉时期的围棋盘，这个棋盘是在河北望都发现的，呈方形，上面有17道，下面有4个足，这是当时围棋的具体形制。

　　围棋在历史上一共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敦煌石窟发现的《碁经》记载，当时的棋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就是说这时候的围棋已经有19道的棋盘了，跟现在的一致。也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为了推进围棋的发展，设立了“棋品制”，当时棋品定为“九品”，这种“九品”后来传到日本，形成现在的“九段”，所以日本的段位制就是从中国的“九品”制传过去的。第二个变化是在隋唐时期。隋唐时期19道的围棋基本定型了，出土于新疆的唐代《仕女围棋图》就证明了这一点，它反映了唐代的仕女弈棋，也反映了唐代围棋的普及情况。如今陕西、新疆，包括日本的正仓院都保存有唐代的围棋盘，而且都是19道的。其中日本正仓院的棋盘，是由中国皇帝送给日本孝武天皇的，也是19道，说明这时候围棋已经基本定型了。

　　到了明清时期，围棋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流派增多，有关棋谱也更为多样化。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3个著名的围棋流派，即永嘉派、新安派和京师派。清代更是围棋好手辈出的年代，围棋名著刊刻流行。康熙时的范西屏，12岁就成为国手。他战无不胜，威震全国，著有《桃花泉棋谱》。能和范西屏相抗衡的是施定庵，施定庵著有《弈理指归》。袁子才所撰《范西屏墓志铭》上说：“海内惟施定庵一人差相亚也。”他们两人都是海昌人（今浙江侮宁县），后人遂称之为“海昌二妙”。

　　与围棋相关的中国象棋，一般认为起源于兵家，据说是与春秋战国时期部队的遣将布阵有很大的关系。象棋最早被称为“象戏”，因为唐以前没有“象”，甚至唐代传入日本的“将棋”也没有“象”，那为什么称为象棋呢？大部分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象棋子是象牙做的，所以把它叫作象棋。象棋发展到了唐代，它的形制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王、军师、马、炮、车、兵这几个棋子。其中炮是比以前多出来的，所以唐代的象棋比以前的局制有很大改进。

　　到了北宋时期，象棋基本上定型了，无论从制度上，还是象棋子的特点上都跟后代没有大的变化。河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就曾经在洛阳发现了一副瓷质的象棋子，黑、白象棋各16枚，棋子的类型跟现在象棋基本上一样。

　　明清两代象棋得到广泛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名手，出版了许多棋谱著作。如徐艺的《适情雅趣》、朱晋桢的《桔中秘》、王再越的《梅花谱》、张乔栋的《竹香斋象戏谱》等都较为著名。这些著述也为我国象棋的普遍开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