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代作家勒克莱
唐孝先
让-马里 · 古斯塔夫 · 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法国当代著名文学家、作家，1940年生于法国尼斯，持有法国和毛里求斯双国籍，是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也是现今法国文坛的领军人物，与莫迪亚诺、佩雷克并称为“法兰西三星”。他认为自己受到法国文化和毛里求斯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影响。
1963年，勒克莱齐奥的第一篇小说《诉讼笔录》出版，因而一举成名。直到1970年前后，他的作品仍带有“新小说”的痕迹，以探索人性疯狂为主题。之后，他热衷寻找其家族起源，喜爱游历天下和研究北美印地安人文化。作品如《沙漠》、《寻金者》，开始以寓言、幻想为主题。他的《非洲人》，题材涉及到儿时回忆、自传和家族历史等。他写作出版了五十多部著作，包括小说、随笔等。
2008年10月9日，勒克莱齐奥因为“将多元文化、人性和冒险精神融入创作，是一位善于创新、喜爱诗一般冒险和情感忘我的作家，在其作品里对游离于西方主流文明外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性进行了探索”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主要作品有：《诉讼笔录》、《巨人》、《逃之书》、《寻金者》、《战争》、《流浪的星星》和《饥饿间奏曲》等。
《诉讼笔录》是勒克莱齐奥于1963年发表的第一本小说，它通过控诉和诉讼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揭示人类的生态本性和家园守望。发表后，当年就获得法国重要文学将---勒诺多文学奖。
《巨人》是作者早期的代表作，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传承和创新。他在对景物的描绘中穿插故事情节，运用通感、幻想等表现手法，把由对社会环境的感知转向对存在的思考。
《逃之书》是一部讲述逃离、冒险，富有诗意的作品。主人公年轻人奥冈仿若作者的化身，在全世界游荡，冷眼观察这个世界，却又不断逃离全世界。“我逃跑是为了找回世界。我狂奔是为了弥补行动的时间。但我看出世界比我逃得更快。”
《寻金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印度洋毛里求斯的探险故事。主题“寻金”具有双重隐喻，作者以“寻金”来表达他一贯以来对西方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批判。他对自然之美的诗意描绘，以及对异域土著文明生态价值的关注，以此表达他非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和对人类真正的宝藏---人与自然和谐家园的追求。
《饥饿间奏曲》是勒克莱齐奥献给母亲的自然体小说。小说透过一位女性的眼睛看待二战，从她少女时代一直到结婚成家，描述战争给法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母亲正是在困苦生活中，锻炼成独立坚强的女性。以“饥饿”开头，以“间奏曲”收尾，调动多种感官，给读者非同寻常的阅读享受。
勒克莱齐奥热爱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2015年他在北京大学博雅人文论坛演讲时说：“中国文学自发端以来，直至今日，已经竖起了一座宏伟壮丽的丰碑，成为人类的瑰宝之一。”他指出：“中国文学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人类文明，成就是如此显著可见。他谈到从《论语》、《孙子兵法》到唐诗宋词，再到《红楼梦》和《西游记》，这些作品让世界逐渐认识中国的文化，也启发了许多西方的文人。他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老舍，“在我们这个时代读者的眼中，中国将脱离它的陌生性，它的怪异性，它那种鲜明的异域情调”。他认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正是如此跨越了国界，成为全球流动、扩散的文化洋流中的重要一支。
2016年11月8日，勒克莱齐奥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接受中国惠人书友会周乐秾先生一行访问时说：
“我非常喜欢鲁迅、巴金、老舍这一代作家，因为他们是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一代作家，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要歌颂他们。另外我也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但我不太喜欢’古典’这个称呼，因为在他们当时，他们是属于比较现代，所以我们要以他们的眼光去看待他们。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多读经典。”
“我还想强调一点，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学是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就比如说鲁迅，甚至受到像捷克和罗马尼亚文学的影响，比如说老舍的作品受到狄更斯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可以孤立地去看待，我不太喜欢也不认为中国文学是一个很局限的现象，而是受到了各国文学的影响。不像以前真的是很古的东西，像《三国》这些有可能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
阿炳「上吊自盡」不是事
唐孝先
中國道家音樂一代宗師華彥鈞（1893-1950），小名阿炳，江蘇無錫人，1914年21歲時就是無錫城裡道館雷尊殿當家道士。 「34歲那年雙目相繼失明，因生活所迫，流浪街頭，賣藝為生。」（見2006年2月10日揚子晚報網《無錫阿炳，一城何來兩故居》），故有外號瞎子阿炳。從此阿炳窮困潦倒，貧病交迫，終其一生。阿炳又是一位蜚聲中外的民間音樂家，他演奏的《二泉映月》躋身世界十大名曲之列。
2010年02期《蘇州雜誌》上發表了冬苗的《陸文夫一生的「阿炳情緣」》，該文曾被《揚子晚報》、《報刊文摘》轉載。作者冬苗（董淼的諧音筆名）自稱是著名作家陸文夫的老朋友，文中記述陸文夫在阿炳死後不久，採訪阿炳妻子董催弟（另有寫成董彩娣，「催」、「彩」無錫話中同音。筆者）的經過。同樣這篇文章，隱去作者名字，題目改為《1950年瞎子阿炳上吊自殺的內幕…》，近日在微信公眾平台廣泛流傳，66年前阿炳的死因，如一石激起千層浪，讓人們難以置信。
筆者是無錫人，民樂愛好者，阿炳的二胡曲《二泉映月》，我喜愛得如癡如醉；阿炳的人生經歷，我從中學時代就開始想探索。我查閱大量資訊，都說阿炳因病去世，屬正常死亡；世界上只有唯一這篇文章，變換不同的題目，轉述陸文夫的「上吊自盡」說，為非正常死亡。
支持阿炳因病去世說的主要例證有：
《維基百科》：1950年12月4日華彥鈞病逝，終年57歲，無後，葬於無錫西郊𤨪山一和山房道教墓地。其妻董彩娣於1951年3月27日病故。
《百科百度》：1950年12月4日阿炳病逝，終年57歲，葬於無錫西郊㻧山腳下「一和山房」道士墓。
2006年4月14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第15版（中華文物）載有蘇迅《「二泉映月」誕生地》一文，文中說：「這年（1950年，筆者）12月12日（另說12月4日，筆者），阿炳大口吐血，一代大師的生命之焰在這座破落小閣樓中溘然而滅。」
2009年12月16日《世界日報》F4版刊登戎林文章《二泉映月和瞎子阿炳》，說到「令人悲痛的是，阿炳這個音樂界的奇人，由於貧病交加，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第二年（指1946年，筆者），竟然吐血不止，在病榻上拖了四年，直到一九四九年（實為一九五〇年，筆者），當北京音樂學院（應是中央音樂學院，筆者）請他北上執教時，他竟然離開了這個世界。」
網絡文章《1950年瞎子阿炳上吊自殺的內幕…》中寫道：
陸文夫還很年輕的時候，剛從蘇高中畢業，返回老家泰興；在華中大學集訓半年，又跟隨解放軍渡江，到《新蘇州報》社當記者。偶爾聽了二胡曲《二泉映月》，熱淚盈盈，整個身心受到強烈震撼，夜不能眠，揮之不去，便專程去了一趟無錫城，到崇安寺雷尊殿去訪問瞎子阿炳。那時，大概是1950年冬天，下了場罕見的大雪，天氣極為寒冷，滴水成冰。
陸文夫來得遲了，他沒有見到《二泉映月》的作曲者；差了一步，瞎子阿炳已在半個月前過世了（正確日期應該是1950年12月4日上午9時許）。正所謂，失之交臂，陰陽阻隔。瞎子阿炳的老伴董催弟（現誤傳為董翠娣或董彩娣），在阿炳靈前點香、燒錫箔。阿炳沒有遺像，半桌上只有簡陋的白木牌位，寫着「華彥鈞之位」幾個毛筆字。據他妻子董催弟說，阿炳是上吊自盡的。他雖給天津客人（中央音樂學院楊蔭瀏、曹安和二人從天津來），錄了《知心客》等曲子，一個銅丸（銅錢）亦沒有撈到。那天起身，阿炳想彈彈三弦（家中僅有一把破三弦），取下一摸，咦，蒙上的蛇皮，被老鼠啃了一個大洞，阿要觸霉頭！阿炳又犯瞎心思了，他想，這樣寒冬臘月，怎麼會有老鼠出現？一定老天爺跟他過不去，不準他彈曲，不讓他活下去啦，再加上煙癮發作，呵欠連連，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家中短糧已久，顆粒全無，借貸無門，餓得直在受不住。趁催弟出去討點冷飯時，一個想不開，抽出道袍上的腰帶，樑上一掛，去見閻王嘞！
所以，瞎子阿炳（華彥鈞）是上吊自盡的，不是如今《無錫市地方誌》上記載，患病身亡。
老陸這次探訪，記錄了不少真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他請董催弟到前街「王興記」吃了碗雙澆麵，包了幾隻小籠饅頭給阿炳上供。臨走時，塞給催弟八萬人民幣；那是舊幣，相當於如今的人民幣八元。
讀完這一節，我頓生疑問，讓我一一說來。
1， 阿炳的《二泉映月》、《聽松》和《大浪淘沙》等六首二胡、琵琶曲，1950年9月2日起在無錫錄音，分兩次錄完。錄音在阿炳生前，從未在公開場合播放，陸文夫人在蘇州，怎麼會聽到《二泉映月》呢？ 1951年天津人民廣播電台首次播送《二泉映月》，同年阿炳錄下的六首曲子，才灌製成膠木唱片
2， 阿炳的牌位，並不是簡單「華彥鈞之位」幾個字，阿炳的鄰居許憶和說：「…阿炳堂兄華伯陽取出阿炳的神主牌位，牌位外層寫著：先祖師華彥鈞霞靈位，嗣孫徒衛晨奉祀。」
3， 《世界日報》曾刊載方永施《華彥鈞創作二泉映月》一文，說「一九五〇年夏天，楊蔭瀏先生聽到他（阿炳，筆者）生活情況，知道他不久人世，覺得此天才音樂家，如不留一點作品在世上，那太可惜了，於是約同同事曹安和、黎松壽、祝世匡等先生到無錫去找阿炳，實地為他錄音，同時給予資助。」，並非「一個銅丸（銅錢）亦沒有撈到。」
4，阿炳三弦「蒙上的蛇皮，被老鼠啃了一個大洞」，並不是發生在阿炳臨終那天。2002年12月22日的第979期《世界周刊》上發表了無錫人郭羅基的文章《瞎子阿炳長街行 二泉映月裡的嘆息》，文章中提到，抗日戰爭勝利後一段時間，郭羅基在無錫街頭看不見瞎子阿炳的身影，他「看了楊蔭瀏先生的敘述才知道，瞎子阿炳有點迷信（他本來就是道士嘛），因為老鼠咬斷了他的琴弦，咬破了蛇皮，他認為不吉利，從此罷休，弦管絕音。」
5， 筆者小時候，有道士到家裡拜懺，我近距離看到道士所穿道袍上不用腰帶。阿炳臨終所在的房間，沒有可以上吊的樑，何以「抽出道袍上的腰帶，樑上一掛，去見閻王嘞！」更何況他是體力極度虛弱的盲人？並且阿炳平時也不會把道袍當作家常便服穿，他入殮時才會更換上道袍。
6， 王興記是無錫有名的餛飩店，原址公園路路北，城中公園南面，靠皇亭小吃區。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筆者經常跟母親到王興記吃餛飩。門面不大，進店堂有多張八仙桌。往裡走左轉，有火車高背椅式的雅座。我和母親就坐在雅座吃餛飩。那時王興記還賣小籠包子（無錫話叫小籠饅頭），不賣麵條的，所以何來「雙澆麵」請阿炳遺孀吃？以各色麵點著稱的無錫拱北樓麵館，近在咫尺，何不去拱北樓吃麵？
以上諸疑點，讓筆者認為阿炳「上吊自盡」說不能成立。
那麼冬苗怎麼會寫出這樣一篇文章呢？
《世界日報》是北美最大的華文媒體，在美國、加拿大華人社區影響廣泛。2002年12月22日《世界日報》附刊《世界周刊》刊載的郭羅基的文章《瞎子阿炳長街行 二泉映月裡的嘆息》，自1993年4月就定居加拿大蒙特利爾的文化人冬苗，一定閱讀過。
郭羅基在文章裡，回憶他親眼目睹阿炳剛與世長辭的現場情境：
1950年，我在機關工作。（郭羅基時任無錫學生聯合會主席。筆者）我們的機關位於圖書館路。一個冬天的早晨，忽然聽得婦人的哭聲，好不淒涼。我走出機關，尋聲探問哭者誰？那時工作極忙，無暇旁顧。我在這裡進進出出無數次，竟然沒有注意到隔壁弄堂（小巷）裡就是雷尊殿。
走進雷尊殿，有人告訴我：「瞎子阿炳死了。」我心頭一怔。哭者正是董彩娣。我看到瞎子阿炳身穿道袍，躺在那裡，還是戴著墨鏡。這是一位在我少年生活中留下印記的人物，我向他深深鞠了一躬，永別了。我深悔沒有及早知道與瞎子阿炳為鄰，他也許需要幫助。
我打了一個電話給民政局社會救濟科。對方答應：「你放心，我們派人去料理。」我再也沒有過問。二十幾天後，又聽說，董彩娣也死了！一對窮夫妻，平生多恩愛，也許她要追上去扶他過奈何橋吧 冬苗文章裡和郭羅基文章裡有兩處完全吻合，1，阿炳死時身穿道袍；2，阿炳的遺孀董彩娣（董催弟）在阿炳死後二十幾天也去世了。
作家陸文夫於2005年7月9日去世，冬苗的文章發表於2010年初，陸文夫在4年半前就不在人間。陸文夫到底有沒有採訪過阿炳遺孀，冬苗的文章是不是憑自己的想像力，加上一些歷史資料虛構而成，在文章發表時就死無對證了。
冬苗老先生本人也於2015年12月24日去世。我們無法核實他的《陸文夫一生的「阿炳情緣」》是「史實文章」，還是他的「虛構小說」，看來無疑就是「虛構小說」了。
由此可知，阿炳「上吊自盡」不是事實。
舊金山唐人街上的天使
唐孝先
中國城(Chinatown)，又稱唐人街，遍及世界各國，其中數美國舊金山的唐人街規模最大，是北美洲歷史最悠久的唐人街。
舊金山唐人街，也稱華埠，自1840年代開始形成以來，一直在美國、以至整個北美洲華人移民社區的歷史和文化中擔當著重要角色。它故事多多，演述了諸多傳奇。
舊金山的薩克拉門托街920號(920 Sacramento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8)，是一幢宏大的五層樓紅磚樓房，下面還有地下室。這幢房子叫Cameron House，中文叫金美倫堂，早年是基督教長老會傳道院(Presbyterian Mission House) ，一個救助華人婦女的慈善機構，最初建於1874年，1895年起，由傳教士唐納蒂娜 · 卡梅倫(Donaldina Cameron, 1869-1968, 中文名金美倫)主持。這幢樓毀於1906年舊金山地震、火災中，又於1907年在原地重建，現在仍然屹立在那裏。
卡梅倫1869年7月26日出生在新西蘭的塞德維爾(Cydevale)，兩歲時隨父母移居舊金山，在富人圈子裡長大。年幼的卡梅隆並不了解移民群體。有一次，她父母親的朋友瑪麗 · P.D. · 布朗(Mary P.D. Browne)女士，帶唐納蒂娜 · 卡梅倫去長老會傳道院，讓她親眼目睹她周圍的世界。小卡梅倫第一次看到那麼多獲得救助的亞洲姑娘，多半是華人，也有少數日本人和韓國人。她們在裡面吃住，看書識字，做針線活，組成一個純女性的小社會。這件事給小卡梅倫印象深刻。
卡梅倫22歲時，到這所傳道院工作，當縫紉教師。25歲時她出任傳道院院長，從1895年到1934年她退休，在這近四十年間，營救了約3000名淪為奴婢、妓女的華人婦女，把她們安置在長老會傳道院，教她們英文，讓她們接受家政、生活技能教育，並向她們傳教，使她們信仰基督教，最後嫁給基督徒男子為妻。卡梅倫女士也因此獲得唐人街天使(Angel of Chinatown)的稱號。
1882年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是美國聯邦政府發布的第一條移民法令。該法案規定，華人男子不得離開美國；一旦離開美國，不得重返。該法令還禁止單身華人女子進入美國，已與身在美國的男子有婚姻關係的例外。這項歧視性法案，一直到1943年中美兩國為抗日結為盟國後才取消。
美國政府有政策，華人就有對策。這樣造成假結婚盛行，大量中國東南沿海的婦女進入美國，由人口販運集團操控。有些貧困家庭，因為重男輕女，又聽信人口販子的花言巧語，以為美國遍地是黃金，父母輕率地把女兒交給他們送去美國。這種現象稱為黃奴貿易(Yellow Slave Trade)。
這些華人女子叫做「妹仔」(Mui Tsais)。她們到美國後發現，並沒有男人願意馬上娶她們，也沒有那麼多善門人家收留她們。於是華人黑社會幫派，以曾替她們支付從中國來美國的一大筆旅費為由，把她們賣給富人家做奴婢，外貌姣好的賣入妓院做性奴，把所得的錢償還人口販運集團墊支的費用，當然還有高額的利潤分享。
今天，金美倫堂還陳列一份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用毛筆書寫的一位名叫「新金」的華女的賣身契。上面寫著「自願將身為妓」，價錢是1205元，合約四年半，「銀不計利，人不計工」，患病送返中國，如懷孕則合約延長一年。
在富人家侍侯主人的女孩，因為是花錢買來的，逃不掉受凌辱、被家暴的命運。這些投入火坑的女子，生活極其悲慘，通常五年內就因不堪折磨而死亡。因此，逃出來尋求社會救助的華人女孩日漸增多。
舊金山市政當局對華埠買賣「妹仔」的事情當然知道，中華會館(Six Companies, 俗稱六大公司)也曾想出來干涉，然而面對強大的黑幫勢力，他們都深感無能為力。
卡梅倫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接管長老會傳道院。華人女孩的悲慘命運讓她震驚，她決心轉變救助方式，把長老會傳道院改變成華人婦女之家，也就是華人婦女庇護所。她給自己起了個中文名字金美倫。庇護所裡的姑娘都親切地叫她「老母」(Lo Mo)，而人口販子、幫派份子則叫她「白鬼」(Fahn Quai)。
華人婦女庇護所經常遭受人口販子的騷擾，卡梅倫除了求助於警察和教會，還在庇護所開一條通往外面的秘密通道。現在的金美倫堂社會服務部主任鄺慧賢說：「人口販子有時會突然來到這裡找那些婦女，金美倫就幫助婦女利用這條通道逃離躲避。」
卡梅倫的正義行動很快在唐人街產生強烈反響，不斷有華人女孩來尋求救助。也有人半夜遞紙條密報，說哪裡有被囚禁的華人女孩，哪裡有身陷淫窩的姑娘需要幫助等等，她一聽說就前往搜救。
卡梅倫長著硬朗的臉龐，一身正氣，秉公辦事，不畏強暴，一般人都敬畏她。她嫉惡如仇，英文報紙上稱她為「唐人街上的憤怒天使」(the angry angel of Chinatown)。曾任金美倫堂行政主任的麥克勞德說：「金美倫被稱作為憤怒的天使，是因為她對華人婦女的遭遇憤憤不平，婦女被她們的同胞當作貨物，賣到這裡來賺錢，她們完全失去了尊嚴和人權。」
被營救出來的華人女子，一定要住在長老會傳道院，不能單獨外出，如果要外出，必須有人陪同。院方向她們傳教，教她們讀《聖經》，使她們信仰基督教。當時中國社會習俗，女孩很少上學讀書。所以到了傳道院後，要讀嚴格規定的英文課程，學會做西方國家家庭主婦應該會做的各種家務。
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調教，這些中國女子，只有與卡梅倫認可的基督徒男子結婚後，才能離開傳道院，建立自己的家庭。
1942年，長老會傳道院，也就是華人女子庇護所，正式改名為Cameron House，金美倫堂，以紀念她幾十年來的奉獻。
卡梅倫1968年7月26日在舊金山附近的帕洛阿爾托(Palo Alto)去世，享年98歲。她一生營救、庇護了華人婦女約3000人，並教會她們英文和生活技能，幫助她們在美國成家，但她自己卻終身未婚。
無錫聖公會 輔仁中學 楊四箴
唐孝先
無錫聖公會教堂，現名無錫基督教堂，是一幢歌特式建築，旁邊有高大的鐘樓，位於江蘇無錫市中心繁華地帶。這座教堂的歷史，可以回溯到20世紀初。
1901年，美國傳教士郭斐蔚主教(Bishop F. R. Graves)委派麥甘霖會長和中國傳道人朱寶元會吏來無錫開設教堂，籌備創辦錫金聖公會。1902年，美國聖公會傳教士慕高文會長偕同朱友漁會長及張子明會吏來無錫接替，正式開始宣教。1908年，在二下塘（現中山路）購置桑田20多畝，建造小禮拜堂和牧師住宅，初名「聖公會聖安德烈堂」，後燒毀。1915年，一位美國律師為亡女捐獻，在安德烈堂原址復建，於1916年建成一座紅磚紅瓦紅地坪的哥特式大教堂，建築面積856平方米，10米多高，定名「無錫聖公會聖十字教堂」。1917年，美國牧師戴澤民任會長，華人楊四箴任會吏，1920年楊四箴升任會長，直到1947年退居榮譽牧師。
2005年，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丁光訓主教來無錫基督教堂參觀，進門便說：「這裡有個楊四箴！」
楊四箴是無錫聖公會第一任華人牧師會長。1918年7月3日，上海聖約翰大學無錫同學會唐繼雲、楊四箴等人提議，由會員集資四千銀元，創辦私立輔仁中學，校名取義《論語 · 顏淵》「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校訓為「明道進德」。私立輔仁中學於當年9月14日開學，首任校長是慕高文。楊四箴教英文，任校董。1927年起，楊四箴出任校長，領導校務三十多年。
當時輔仁中學主要科目分兩大類：國文、中國歷史、中國地理等，用中文教材、中文講課；英文、數學學科、物理、化學、生物學科、外國歷史、外國地理等，採用英文原版教材、用英文講課。學校不設宗教課，也不宣講宗教信仰。輔仁中學教學質量高超，被人們視為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的預科學校。
輔仁中學禮聘高水準的賢士學者任教，一貫堅持中英文並重。國文老師潘抱存，後轉任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朱雪英（楊四箴夫人）、沈制平老師，努力授課，給學生打下堅實的英文基礎。沈制平老師後任蘇州大學外語系主任，筆者讀外語系四年級時，他教我們英文精讀課。音樂老師楊蔭瀏，後任中國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采風整理了《二泉映月》等名曲，成為中國近代民族音樂的權威人士。
無錫輔仁中學畢業的校友中，精英輩出。他們中有：文學家、作家錢鍾書；工程熱物理和自動化專家錢鍾韓；美國「太空服之父」唐鑫源；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許智宏；藥理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和神經生物學家陳路等等，他們也都是無錫藉人士。
幾十年致力學校教育、培養人才的楊四箴校長，有他鮮為人知的人生經歷。
1927年，國民黨清黨，北伐中的國民革命軍四處搜捕、處決共產黨員。中共在無錫的負責人秦起，已於4月14日遭殺害。楊四箴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院讀書時的同學、無錫人浦化人，是共產黨員，已在通緝名單上。此時浦化人驚慌失措、走投無路，他便帶了一個皮箱到聖公會找楊四箴庇護，以免殺頭。他相信信神的人，不會為了得到懸賞獎金而出賣朋友；軍警當局也不會想到教會的洋樓裡躲著一名被通緝的共產黨員。楊四箴冒著風險收留了浦化人，保護好他。
浦化人青少年時就信仰基督教，中學在美國聖公會辦的教會學校蘇州桃塢中學讀書、大學讀聖約翰大學神學院。後來又接受共產主義信仰，加入共產黨，長期以基督教牧師的身份為掩護，從事共產黨活動。國民黨清黨風潮過去後，浦化人再度返回西北軍，在「基督將軍」馮玉祥部隊裡當軍中牧師，同時發展共產黨地下組織。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已是中共高官的浦化人衣錦還鄉，曾到楊四箴家感謝他的救命之恩。
1952年，政府接收輔仁中學，改制為無錫市第二中學，楊四箴把校產、黃金、美鈔全部清冊登記，移交政府，他留任市二中校長至1958年退休。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楊四箴被誣陷為「美國特務」，無錫市「七三一」專案組把他抓起來隔離審查。期間他夫人朱雪英女士被殘酷鬥爭，中風身亡。
審查過程中，楊四箴向專案組交待庇護共產黨員浦化人的往事。當有關人員訊問浦化人時，浦化人夫妻兩人竟說與楊四箴素不相識。
1972年，尼克松訪華。為了統戰需要，楊四箴獲得釋放。由於長年關押審訊，這位曾獲遠東運動會銀牌、創中國撐竿跳記錄的運動健將，已折磨成身患重病的人。老校長獲釋不久，即於當年病逝，享年76歲。
改革開放後，無錫市二中為老校長楊四箴舉行平反昭雪的追悼大會，全國各地老教師、老校友千餘人聞訊趕來參加大會，還有海內外校友發來追悼電文、敬獻花圈，感謝母校培養的恩德，場面極為感人。
1994年，民辦輔仁中學在旅居香港的無錫唐氏後人等資助下，又在無錫市二中新址開辦起來。
鳳凰城賀蘭一家（1878-1934）
The Holland Family of Phoenix, 1878-1934
By Donna Carr
唐孝先(William Tang) 譯
本文實際上記述十九世紀中葉，早期中國移民賀蘭一家三代人，一百五十餘年滄桑歲月中的生死存亡、悲歡離合，以及鮮為人知的中美文化衝突，如：美國出生、成長的華裔姑娘，去到廣東，因身材高大、未纏小腳而難以出嫁的尷尬。——譯者
後來終於改名為威廉 · 賀蘭(William Holland)的華人男子，1827年前後出生在中國，很可能出生地是廣東省的香山縣，在澳門以北。（香山是孫中山的出生地，後來改名為中山，以紀念他。）威廉是楊姓人家的孩子，讀書不少，足以讀寫中文。1849年到1882年期間，來美國的成千上萬中國勞工中，他是出類拔萃的。
大約1860年，他住在紐約，遇見埃倫 · 賀蘭(Ellen Holland)，想必還娶了她。埃倫 · 賀蘭1823年或前後生於愛爾蘭。當時美國南部和西部普遍執行反種族雜婚法(the anti-miscegenation laws)，由於紐約沒有制訂反種族雜婚法，華人男子得以合法與族裔外的女子通婚。對於愛爾蘭移民女子來說，華人平常不喝酒，勤勞，以家庭為重，比起千篇一律嗜好喝酒的愛爾蘭男人，她們更想嫁的是華人。也許是為了實用，他把姓名改為威廉 · 賀蘭。
威廉和埃倫的兒子約瑟夫 · 亨利(Joseph Henry)，約生於1861年。當時他倆是否還有其他孩子，不得而知。
到1870年代後期，賀蘭家已有積累，有錢投資了。1878年9月17日，已經移居邊陲亞利桑那的威廉 · 賀蘭，用75美元從約翰 · T· 奧爾薩普(John T. Alsap)手裡買下鳳凰城新城區20號路段(Block 20)的3號地皮(Lot 3)。1880年亞利桑那鳳凰城聯邦人口普查登記表上，有William Holland，53歲，中國出生，和其他幾名華人洗衣工（包括有個名叫阿山姆［Ah Sam］的，後來他把地產買給了阿山姆。）住在單身漢居住的房子裡。
再講約瑟夫，他年輕時好像住過新墨西哥(New Mexico)的拉墨西亞(La Mesilla)。在那裡，他在約翰 · G · 伍茲(John G. Woods)開的旅館裡打工當侍者。旅館的入住者中，還有十名馬車伕。
雖然埃倫 · 賀蘭不在1880年鳳凰城聯邦人口普查表上，不過不久後出現在1880年11月24日的一份法律文件上。這時她和威廉已擁有20號路段1號、2號、3號地皮，還有75號路段14號、16號和18號地皮。1881年2月5日的一份文件上，記錄威廉 · 賀蘭賣給鄰居阿山姆細長的一片土地，沿著華盛頓街，在20號街段8號地皮上。他把他的英文姓名，按發音用中文字在證書上簽字。
1888年4月4日，有威廉在鳳凰城的最後一筆地產交易記錄。不久之後，賀蘭一家人去了中國，威廉和埃倫計劃在中國退休。他們還安排青年約瑟夫與名叫怡仙(Yit Sen音譯)的女孩結婚。怡仙1864年或1867年在香山出生，她家可能姓譚(Tam)。和當時中國婦女的實際情況一樣，她也纏過小腳。
可能約瑟夫婚後就回到亞利桑那照看家庭生意，而怡仙留在中國，直至1890年。當時中國的風俗習慣，年輕媳婦要服侍公婆的，這也是一個好機會，讓埃倫給怡仙教點英語。1890年，怡仙終於來到美國，很可能她婆婆埃倫和她同行。埃倫決意回美國，她知道她不適應在中國生活。那時正在實施「排華法案」，怡仙之所以能進入美國，原因是她已是美國出生的公民的妻子。
1891年，怡仙生下一對雙胞胎女兒，伊麗莎白(Elizabeth, 1900年聯邦人口普查登記為Ezebell)和莉娜(Lena)。1892年1月20日，埃倫 · 賀蘭賣給她兒子約瑟夫20號街段的1號、2號、3號地皮，地產價達4000美元。賀蘭一家住在亞當斯街(Adams)，在蒙特蘇瑪(Montzuma)和瑪利科帕(Maricopa)之間，那裡曾是鳳凰城第一條唐人街，約瑟夫在那裡打工當侍者。
怡仙快生第三個孩子時，約瑟夫的經濟狀況變得拮据起來。1893年10月4日，他主動向F. M.沙納斯基(F. M. Czarnowski提出，要是沙納斯基能幫他找到賣主，20號街段的1號、2號、3號地皮賣得5000美元，約瑟夫付給沙納斯基百份之五的佣金。1893年的5000美元，相當於今天的十二萬美元。顯然約瑟夫準備拿到賣地皮所得的錢後，返回中國，在中國過上皇帝般的生活。
僅兩天後，沙納斯基就找到賣主，約瑟夫意識到他大大低估地產價格了。他收回賣地意圖，告訴沙納斯基，每塊地皮要價5000美元，並不是三塊地皮合起來要價5000美元。因為約瑟夫拒付雙方同意的250美元佣金，沙納斯基控告威廉。
1893年10月11日，約瑟夫把20號路段的1號、2號、3號地皮抵押給菲奇與坎貝爾(Fitch & Campbell)律師，很可能是沙納斯基去法院告他而以地產抵押作法律辯護費用。賀蘭家的三女兒塞西莉亞(Cecilia)於1893年10月14日出生。約瑟夫的母親埃倫，1894年12月6日在鳳凰城去世。她的死亡證明書上記載她已婚，遺體要運往未加說明的地點。幾天後，約瑟夫在郡法院推事辦公室立下契據，稱埃倫已經把20號路段的全部4號地產直接賣給怡仙（記錄上用名Isabella「伊莎貝拉」），這樣能免得賀蘭家在未決的訴訟中有財產損失。
1895年，約瑟夫在（旅館？）接待處當搬運工人，賀蘭一家人住在亞當斯東街125號(125 E. Adams)。 接著約瑟夫和怡仙又當父母了，兒子約瑟夫 · 威廉(Joseph William)，1895年8月4日出生；取名多拉(Dora)的女兒，1897年8月30日出生。那時約瑟夫受僱於一家餐館，一家人移居隔壁亞當斯東街127號(127 E. Adams)。1897年的報紙上一篇文章提到，約瑟夫偶爾在法院審理華人訴訟案時當翻譯，以增加收入。
1900年聯邦人口普查中，沒有登記約瑟夫 · 賀蘭、其父生於中國，所以有可能他不在家裡。不過怡仙和5名賀蘭家的孩子，都登記住在亞當斯街(Adams Street)。雖然沒有名叫多拉(Dora)的孩子，但有一個女兒凱瑟琳(Catherine)，大概就是這樣年齡。賀蘭一家擁有自己的住宅，申報純值1830美元。
1901年初，約瑟夫諒必已經回到家裡，因為他的妻子懷上一對雙胞胎，並於1901年11月25日或27日出生。其中一個嬰兒西奧多(Theodore)於1901年12月18日死於衰弱。他的死亡證明書上的姓名Theodore Hallonger，寫錯了，還說他是梅薩(Mesa)的日裔嬰兒。其原因可能是怡仙第二次懷雙胞胎時，曾經準備在梅薩分娩，因為需要保胎，她還在那裡住了幾個星期。另一個嬰兒哈羅德(Harold)，因腸胃炎死於1902年5月10日。這一對雙胞胎嬰兒夭折後，遺體埋葬在羅斯戴爾公墓(Rosedale Cemetery)，合用一塊墓碑。
在一個愛國假日（可能是喬治 · 華盛頓生日）裡，賀蘭一家人參加鳳凰城市中心的遊行。他們被邀請乘在一輛花車上。那天他們在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照片顯示，怡仙和她最小的女兒穿著中式服裝，其他孩子都穿校服。從照片裡孩子們的年齡推測，這張照片大約攝於1903年。
1905年，約瑟夫 · 賀蘭在州議會大客廳當服務員，一家人仍住在亞當斯東街127號(127 E. Adams)。他家女孩子們長到十幾歲時，約瑟夫覺得按他當服務員的收入，養家活口越來越困難。他已經抵押他擁有的大部分房地產，後來又賣掉，這樣來應付他的經濟負擔。這經濟負擔，可能包括寄錢回中國養父親。1906年1月29日，約瑟夫賣掉了怡仙的最後一處房產，就是建在20號段4號地皮上的家庭住房。
無疑受了埃倫的影響，賀蘭一家信仰天主教，通常在鳳凰城市中心聖瑪麗天主教堂(St. Mary’s Catholic Church)望彌撒。1906年5月14日拍攝的一張家庭照片，是塞西莉亞 · 賀蘭(Cecilia Holland)第一次領聖餐之際照的，約瑟夫 · 威廉身穿輔助神父的男童服裝。
照片裡除了約瑟夫 · 威廉外，還有他四位妹妹，和一位小男孩。這說明，約瑟夫和怡仙約於1904年生育過一名男孩。這名男孩在照了這張照片後不久就夭折了。今天，有關他已無從查考，甚至連名字都不知道。
也許這名男孩的夭折，給了這個家庭一次沉重的打擊。1906年至1910年間，怡仙和她四名美國出生的女兒乘船去中國。約瑟夫將上初中了，與父親留在鳳凰城。
1910年聯邦人口普查記錄了喬 · 賀蘭(Joe Holland，原文這樣寫的)，已婚，男性華人，紐約出生，現在住在餐館業主湯姆 · 平(Tom Ping)坦佩(Tempe)的家裡。1914年，他和一位合作夥伴約翰 · 李(John Lee)，在磨坊大街南街413號(419 South Mill Avenue)買下一間餐館。他們住在附近，即磨坊大街南街401 ½號。1918年，里奇蒙餐館(Richmond Café)遷至磨坊大街南街413號。
約瑟夫 · 亨利(Joseph Henry)唯一存活的兒子約瑟夫 · 威廉(Joseph William)，1914年畢業於坦佩中學(Tempe High School)，獲得最高成績。接著他入讀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但是1916年就輟學從軍。在海外服役14個月後，這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返回亞利桑那，在鹽河工程(Salt River Project, SRP)發電廠任電氣工程師。非常遺憾，1919年11月20日，他在發電廠意外事故中觸電。同年12月3日，他死於觸電後的燒傷。死後帶著軍人功勳，埋葬在聖弗朗西斯天主教公墓(St. Francis Catholic Cemetery)。
1921年，約瑟夫 · 亨利 · 賀蘭成為里奇蒙餐館東主，住在離餐館幾間門面之遙的卡薩 · 洛馬旅館(Casa Loma Hotel)，磨坊大街南街320-398號。那時他成了一位著名人物，坦佩師範學校(Tempe Normal School,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前身)的學生經常光顧他的餐館。
賀蘭家的女孩子，在香山的日子過得並不舒暢。假如她們留在美國，可以嫁給中國人「紙兒子」，他們需要會說英語的太太。而且，可能她們從小吃了美國飲食，長得比大部分中國女性高大。她們沒有纏過小腳，在當時中國社會，小腳仍屬正常。她們似乎不適合做大房太太，唯一的出路就是，通過包辦婚姻，嫁給鰥夫做填房太太，地位、聲譽要遜色一點。
伊麗莎白(Elizabeth)嫁給一位譚(Tam)姓鰥夫，遷居夏威夷。莉娜(Lena)負債累累，迫使她她當了奴婢。雖然家裡人在1928年替她贖身，她最終未能回到她出生的國家。1920年代，塞西莉亞和多拉回到美國。塞西莉亞繼續她中斷的學業，一邊在她父親開在坦佩的餐館打工。她的數學確實很好，1927年5月27日她在坦佩聯合中學得到高中畢業文憑。
儘管如此，她父親1927年2月1日在亞利桑那坦佩因心臟衰竭去世時，她仍是單身。約瑟夫 · 亨利 · 賀蘭，葬在聖弗朗西斯天主教公墓他兒子約瑟夫 · 威廉的墓附近。沒有找到刊登的訃告。
1929年末，塞西莉亞替妹妹多拉辦理遲來的出生證明書，可能多拉需要這樣的文件作法律用途。1930年以來鳳凰城的市民姓名、地址錄裡，塞西莉亞列為侍者，住在第一街北137號。1934年，她住在麥迪遜西路719號。
1935年，塞西莉亞離開坦佩，移居舊金山唐人街。1935年11月16日，她嫁給一位喪妻的華人，他的中文名字叫譚廣中（Tam或Tom Gwok Chong的音譯）。像好多當時的中國移民那樣，他還用了一個更像英語發音的姓Chew，塞西莉亞亦以此為她的姓。這樁婚姻帶來了方便，譚廣中需要一位會說英語的太太來幫他料理商業事務。他擁有兩家賣蝦米的商店，大部分蝦看來產於舊金山中國漁場。
譚廣中於1945年去世後，專賣中國進口的乾貨和食品的零售企業永達公司(Wing Duck Company)，不忘他的恩惠，僱用了塞西莉亞。她當收銀員，由於她數學運算能力高超，很少用算盤來計算一筆買賣。她除了在永達公司工作外，還替幾個華人宗親會管理財務。她絕對清廉正派，在戰後的唐人街，很有口碑。
塞西莉亞一直在永達公司工作，直到1948年她退休。雖然塞西莉亞和她妹妹多拉住得不是特別近，她和多拉始終保持聯繫。多拉與一位姓楊的人結婚，也住在舊金山。她們的姐姐伊麗莎白，有時會從夏威夷來看她們。1961年，塞西莉亞搬到一幢大樓的三樓公寓，這個公寓房子是她和她已故丈夫的一個孩子共有的。塞西莉亞在股票市場投資有頭腦，她的退休生活雖然不能大手大腳花錢，但是安然無恙。
塞西莉亞畢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先在唐人街年代久遠的老聖瑪麗(Old St. Mary’s)教堂望彌撒，後來在亞細細聖弗朗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望彌撒。她把好多首飾奉獻給教會，包括一些她母親遺贈給她的首飾。這些首飾和聖餐器皿一起用在聖餐台上。
1975年塞西莉亞的妹妹多拉過世，那時她本人健康也不佳。塞西莉亞生命的最後五、六年，在舊金山一家養老院度過。1980年2月15日她死在這家養老院，終年86歲。
伊麗莎白 · 賀蘭 · 譚(Elizabeth Holland Tam)是兄弟姊妹中最後一個故去的，她於1983年6月離世。
一百年前鳳凰城華人槍殺懸案
唐孝先
一百零二年前的1914年2月13日，星期五，鳳凰城出了一樁華人槍擊斃命的案子，從2月14日至3月13日一個月間，《亞利桑那共和報》（當時報紙名：The Arizona Republican）、《圖森公民日報》(Tucson Daily Citizen)和《比斯比每日評論報》(The Bisbee Daily Review)，連續十次報導此案，引起社會各界廣泛注意。
案情似乎簡單，不過撲朔迷離，因缺乏直接證據，自殺還是他殺，至今仍是懸案。
中國人黃方（Wong Fong音譯），男，生於1891年（清光緒十七年），1909年（清宣統元年）背井離鄉，來到美國亞利桑那，起初住在南部城鎮格洛布(Globe)。在那裡他皈依基督教，入路德教會。
1913年初，黃方搬到鳳凰城麥迪遜東路220號(220 East Madison Street)伯父的房子裏，與堂兄黃飛（Wong Fie音譯）、堂嫂"杰西" · 幗仰（"Jassie" Quock Young音譯）同住。他自己開理髮店謀生。
黃飛，時年五十歲，是位博客（gambler），手頭有錢。他太太幗仰，年輕漂亮，芳齡才二十上下，是通過圖森華人婚姻介紹所經紀人娶得的。
黃方睡在用屏風遮隔的大門間裡，慢慢與堂嫂熟悉起來，日久生情，竟然墜入愛河。
當時美國西部，華人婦女少如鳳毛麟角，只有富有的華人男子才有幸能娶上太太。所以這些男人，特別嫉妒別的男人垂涎他們的女人。
1914年2月的一天，黃飛的少妻給他兩張紙，上面用中文寫著字，紙還包著三枚銅錢，其中一枚銅錢斷裂成兩半。黃飛不識中文，他拿了紙去找朋友。朋友告訴他，紙上寫著幗仰不想再和他一起過了，她提出離婚。
幗仰見多識廣，並非等閒之輩。1909年之前，她住在舊金山唐納丁娜 · 卡梅倫(Donaldina Cameron)小姐辦的長老會救贖傳道所。卡梅倫小姐曾從舊金山的妓院裡，解救出數百名華人女孩，把她們教養成基督徒。那些女孩在她那裡，學會說英語，學會讀寫英文，學會烹飪、縫紉、持家。她們有了這些特長，廣受西部華人單身漢的青睞。正因為幗仰在傳道所住過數年，她知道在美國離婚是可能的。
也許黃飛早已擔心少妻會棄他而去，當他看到那對情人一意孤行，迷途難返，心裡就作打算。
而黃方呢，也對生命深感憂慮。他關了理髮店，店外貼上告示，稱店主有病，暫時停業，躲藏了三天。他同時寫了一張條子給朋友，上面說：「要是我死了，把黃飛抓起來！」(When I am killed, have Wong Fie arrested!)。
就是這三天裡，黃飛乘火車去外地，好像去找當初的婚姻介紹人商量。1914年2月13日（星期五）晚上很遲回到鳳凰城，半夜11點40分左右去看了一位朋友。
從子夜到凌晨1時這段時間裡，黃方的屍體在他平時睡覺的屏風後門廳裡發現。他頭部中了一顆子彈而斃命。地板上身旁有一支32號口徑左輪手槍，一顆用過的子彈。錢財、物件無缺。
警察約翰 · 麥克格拉思(John McGrath)調查了這起命案。他發現門廳外地上有十餘個彈藥筒，還有一把撬開門的螺絲起子。由於槍殺命案事實不明，警察帶走黃飛、幗仰審查。
幗仰先編造了一個動聽的故事。她說，幾年前，她尚未認識黃飛，就與黃方訂婚了。兩人分開一段時間，竟然在鳳凰城重逢。她聲稱，她和她情人有過約定，假如黃飛不同意離婚，他們就雙雙自殺殉情。她認為，黃方信守諾言而先自殺了。不過警察否定這種說法，因為從子彈射入的角度判斷，那樣自殺幾乎不可能。從現場跡象分析，有人進入屋子，趁黃方熟睡行兇。
幗仰聽警察這麼說，就提供線索說，她先生從山谷銀行(Valley Bank)提取1,000美元現鈔，很可能到外地僱人殺他的情敵。然而黃飛堅稱，他是因生意正常外出，他不可能是兇手，並且黃方死亡時，他和朋友在一起。
由於一切都屬間接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黃飛的朋友還提供了他不在場證明，警察決定不起訴黃飛或幗仰，將他們釋放了。
警察又很快重新逮捕幗仰，控告她非法入境美國。
事情結果不管怎樣，幗仰確信鳳凰城待不下去了。她給唐納丁娜 · 卡梅倫發電報，告知她的境遇。卡梅倫小姐立即來到鳳凰城，確認幗仰是她以前的學生後，將她帶回舊金山。
黃方的遺體，經法醫約翰斯通(C. W. Johnstone)驗屍後，埋葬在鳳凰城的盧斯利公墓(Loosely Cemetery)，現在該公墓已併入先民和軍人紀念墓園。
1914年3月中旬，格洛布路德教會法朗特斯牧師(Rev. I. F. G. Flanders)、鳳凰城弗雷牧師(Rev. Frey)，因不滿警方處理他們的教友黃方命案無所作為，就率成千教友寫信給《亞利桑那共和報》，表達他們的關切。
幾天以後，副警長比利 · 沃爾夫(Billy Wolfe)公開答覆，說經過警察偵查，沒有找出可能的行兇嫌犯。
鳳凰城百年前老店廣合號店主探秘
唐孝先
